
一个王朝的兴衰,通常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开国之君、盛世时期的皇帝和亡国之君,但在明代十六朝之中,真正让我难忘的并非这三类帝王,而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万历皇帝。
据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记载,明朝的覆亡,实际是在神宗时期开始的。“神”这个庙号,既有褒义,也带着贬义,像是在说他高高在上却常常不见其人,几十年隐居在深宫里,不与朝臣见面。直到“梃击案”发生后,万历突然现身,群臣纷纷欢呼,认为这是四十年来未有之盛事,成百上千的官员蜂拥前来只为瞥见他的龙颜,场面异常拥挤,甚至有一个高声喊话的人,万历都没听清。这只是他故事的一角。 再谈第二点,一般到朝代暮年,官场往往贪腐成风,但在万历年间,这个问题并不突出,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官员。到了万历三十五年,六部应设的给事中并不多,只有四人,其余五个部没有给事中,连一个管事的都没有;应监察的御史本应有十二三道,实则只有五人,甚至高层御史一个都没有。这五个人,要监督全国十三省;其中一个御史居然外出巡查六年都没回家。更惨的是中央六部:部长和副部长合起来只有四个,礼部没有部长,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,工部没有副部长,只有几名郎中撑着局面。 第三点,万历皇帝是个“死要钱”的人。众所周知,明朝官员的薪俸很低,干的活却很多。到了万历时代,他把向他进贿、进俸的多少,作为衡量官员是否忠诚的标准。也就是说,除了挣不到钱,甚至还可能要倒贴钱给皇帝。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聚敛民脂民膏,他大量派出宦官,分赴各地担任矿监、税使,肆意掠夺民脂民膏。万历不仅在世时要享受,连死后的安乐也早早筹划,定陵的建造就耗时六年之久。 尽管如此,万历年间的经济却是大明最为活跃的阶段之一,“资本主义萌芽”也被不少学者提及,所谓的兴盛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。普通百姓的生活反而更为富足,想干什么就敢去做。明初时,出门赶集还要村里开的介绍信,没有介绍信就可能被查处充军;但到了万历年间,连“户籍”这类制度性约束都几乎不存在,衙门里没有人管事,自然也就很少有苛捐杂税的徭役。大量农民在农闲时涌向城市,成为早期城市化背景下的务工人。 老子曾说过,最理想的国家是让百姓不知道统治者是谁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万历确实让百姓的日子过得看不见统治者的身影,而国家的治理感却越来越弱。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,明朝的盛与衰逐渐走向尽头。 发布于:天津市新股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